在全球变革中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

　　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加强我国智库国际化能力和水平建设，加快我国智库国际化进程，是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是一项重要而廹切的任务。

　　一、加快智库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廹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智库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任务。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一直在探讨“特”在哪里，“新”在何处。“新”在何处，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国内走向国际，以适应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新进程。过去，我国传统智库涉足国际问题研究比较少，或者不涉及外交领域。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外交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也促进智库转型发展。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智库功能作了明确规定，智库有公共外交功能，这是关于智库国际化一项明确的重要指引；《意见》提出来要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其中也是包含了智库国际化建设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外交建设，在重大国事活动中多次强调加强智库外交，加强智库国际交流合作；把智库交往与政府、政党、议会等的交往并列，认为智库是国家间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渠道；强调发挥智库在夯实国家关系的友好民意和社会基础中的重要作用；倡议智库广泛参与到国际合作网络中，打造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网络等。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以上这些精神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智库国际化的要求，也是智库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党的十九大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特点。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形势，智库国际化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从上可见，智库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什么是中国智库国际化，就是要使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重功能和多方面作用，研究国际关系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和研究国际经贸、政治、文化关系以及和平与战争等问题，为决策和公众提供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积极宣传解读我国的理念、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交流信息，说服辩论，澄清事实，增强共识，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为相关国际事务提供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智库外交不同于政府外交官代表国家开展协商达成国际条约等活动，在外交活动方面属于公共外交。

　　二、中国智库国际化是适应全球变革时代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空前增加，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不断拓展、力度不断加大，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的角色更加重要、发挥的作用更加关键。当今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向新秩序切换，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如此不确定性中，我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好作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需要智库出谋划策。

　　二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化势头大为减弱。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坚定维护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需要智库积极的参与引领全球开放合作，在推进新全球化、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中作出贡献。

　　三是美国大搞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加深国际治理体系碎片化，加剧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危机，世界和平与发展受到威胁的局势，需要智库大力参与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涉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声，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提供中国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构筑全球共同发展平台，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在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深刻重组，面对如此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智库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是智库面临的新挑战。这些错纵复杂的变化，都需要智库积极地投入其中作出贡献。

　　五是在世界大变革时代，我国需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竞争优势，智库国际化是维护国家利益斗争的需要。在我国崛起中，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力遏制打压绞杀，我国的外交原则、发展理念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是被外界无端歪曲，受到无端的指责与打压，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际舆论标签化、污名化我国的倾向更加明显。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未停止对我国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犹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境外有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实际上是政府资助的机构，参与颠覆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他们对我国也是虎视眈眈。如何认清世情、国情、党情、敌情、社情、疫情和舆情，有效化解风险、化危为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顺利开启和前行，这些斗争都需要智库作出贡献。

　　总之，我国智库建设正置身于全球大变动的时代洪流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主动开展全球性的战略谋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坚实的战略基础和提供行动方案。

　　三、我国智库国际化建设还相对落后

　　我国智库国际化已经有许多的实践，也涌现了不少有国际化担当的智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创造了不少的经验，表明智库国际化建设必要有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杭州G20峰会、“一带一路”共建、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作了许多贡献。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智库国际化还相对落后，与党和国家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与中国现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不相匹配，与应对全球治理诸多新变化新挑战不适应，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对重大国际形势变化，缺乏战略预见预判，而且当事到临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方案，对局势的变化不能及时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不能引领国际重大问题研究。比如，2018年底的时候，对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等严重估计不足。

　　二是在整个公共外交应对中，我们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不能够主动地出击，被牵着“鼻子”转，有不少的学者不管是媒体采访，还是写文章，空泛议论，做表面文章，不能真正回应或者是回击对方的问题；甚至于有些人就是蹭热点、蹭流量。

　　三是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重大问题时，缺乏系统性分析研判，有的仅仅是从逻辑和概念上作一些简单的判断，就事论事，很肤浅、很单纯、很天真，甚至于在逻辑上也比较粗糙，有很多的误判，不能正确区分哪些是对中国的误解、疑虑，哪些是敌意的，甚至于有不少得出的结论有悖于事实。

　　四是对智库外交中的斗争性认识不足，对于一些反华势力不敢开展斗争。现实中，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是友好的。我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要交流合作、要友好，同时也需要斗争性，这一点我们有所认识不足，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中剧烈的中外舆论战。要适应新形势，尤其对于一些反华智库要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发声亮剑，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据理力争。比如，在“一带一路”共建上，应在理论上回应西方的“新殖民主义”质疑和批判，决不让其有机可乘。

　　五是有一些智库办了不少国际论坛活动，但是主题不明确，是各说各的话，缺乏明确的站在国家立场上的主题引导，甚至于说是为他人搭了台子，这些情况值得关注。

　　造成以上种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迫切需要改进。一方面要提高对智库国际化自觉性的认识，要提高智库及其学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提高智库治理能力，要组织好国际化专业智库建设，调动和增强智库学者参与国际化积极性，从国际交流便利、财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实现智库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机制体制保障。

　　四、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任务和方向

　　一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对外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多层级都在发生改变，国际秩序何去何从，更需要中国智库的参与和应对。在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理论中，要兼顾各方利益，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创新推出全球治理秩序规则，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以及有效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对于西方学者和媒体习惯使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问题，评判中国治理模式的偏见，要努力去打破它们，这些都需要我国智库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对策支撑。

　　二是主动设置议题，提高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智库具有舆论引导之功能，智库在国际化建设中，要主动设置议题，增强议题设置能力。议题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它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在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相互交织、国内事件对外“溢出效应”和国外事件对内“刺激效应”相互叠加的新形势下，智库要重视提升参与国际重大议题设置的能力和水平，要充分了解相关国家的心态，了解全球智库舆情热点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要深刻研究国际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正确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探讨国家外交政策的未来，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及时对重要国际事件、热点敏感话题作出判断，发出中国声音，以正面阐释国家重大战略，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促进国外智库对中国发展多些正面思考、理性思考、建设性思考，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力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三是加强智库间国际合作与交流。智库应当树立国际视野，开放思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智库交流和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智库合作对象一般也是智库，要了解国际上的智库，做到知己知彼。要根据智库类型、研究内容以及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寻求具体务实的合作，应该注意与国际知名智库开展合作与交流。加强对话交流，既参加国际高端智库平台对话或者高峰论坛，还要自己搭建智库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尤其积极与国际智库搭建共同发展的中国平台，共同探讨、研究、把握世界发展新特点、新态势，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促进智库间的良性互动，求智库间的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在这方面领域非常宽广，舞台也非常宽广。

　　四是开展智库公共外交。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两办《意见》把“公共外交”列为智库重要功能之一。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势突出、大有可为。公共外交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促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好相处。“参与公共外交的国家应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智库在公共外交中，许多议题会涉及到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要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在“文明互鉴”“文明互渗”中，不强加于人而获取文化主导地位，主动做好释疑解惑增信工作，进行有针对性、国际化和艺术性的传播，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中国发展的成就，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路向，达到“润物细无声”“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和效果。

　　五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智库国际化助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大力实施，跨国经营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法律法规、产业关系、劳资关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具体的技术环境标准、风险和安全问题等，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不能没有中国智库的身影，智库不能缺席。在“一带一路”共建中，要开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搭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渠道和方式，建立共同的市场；在企业应对冲突、管控危机、开展跨文化对话等方面，发挥智库咨询、协调等作用。

　　五、国外智库国际化一些做法及特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化智库已经遍布全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比如柬埔寨、越南、南美和非洲，形成了在国际间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智库国际网络机制，尤其国外一些著名智库国际化程度高，其在智库国际化管理运营上的一些做法，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是有国际化担当，奉行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根据发展的需要，主动拓展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注重组建有实力的权威的国际化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发表工作论文，实现一定深度实质性内容的交流；注重实现信息共享、研究方法创新、研究领域开拓；注重形成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的独到新颖权威的研究成果，以引导国际舆论。

　　三是注重搞好智库人才国际化交流，强调开放性，不在乎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即可。比如，1958年由战略问题专家阿拉斯泰尔·巴肯创办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拥有卓越非凡的领导人，几任所长都是国际知名人士。

　　四是注重国际化选题，以项目导向开展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国内外问题相互交融，用全球视野、多领域、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些研究向本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或者通过国际组织提高本国对国际问题的影响和干预能力等。

　　五是注重建设跨全球合作组织，比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SRI），在世界各地拥有400多个伙伴公司，外籍的研究人员占有相当比例。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1500名会员来自53个国家，理事会由英、美、德等10国组成，该所还与世界上55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六是智库资金募集是组织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拥有财团、大型基金和国际捐资人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智库提供资助。

　　七是组建全球性或者区域性智库交流平台，把具有共同利益、议题和主张的智库组织起来，交流信息、相互学习、形成共识。1999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题为“联结知识与政策”的全球发展网（GDN）首届会议，标志着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式形成。通过大网络的协同扩展，整合国际智库资源，建立良性的智库交流话语体系和智库网络生态系统。在信息化时代重视利用虚拟化研究，平台化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选择，智库要适应平台化趋势。

　　八是注重多途径、多方式宣传推广智库，提高智库影响力和知名度，包括广泛的人员交流，召开论坛、研讨会、定期的出版物、多语种官方网站、公开访谈报道、开展政策辩论等。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每年组织60次小型论坛，邀请到的国内国外主讲者比例在2：1左右；大型论坛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论坛、中国发展论坛，都有效地提高了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度。

　　六、加快我国智库国际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智库国际化的理念和行动。包括智库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实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智库业务的国际化、组建全球和地区性智库网络等；推动智库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打造合作平台、共同谋求联动发展；要研究和借鉴国外著名智库开展国际化的案例。

　　二是加强智库国际化的组织建设。探索智库国际人文交流和合作的新模式，搞好智库人才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不断拓展领域和提升交流合作的层次；智库国际化管理运营上要利用好信息化平台，要充分的创新信息化平台；要注重组建跨全球或者区域的智库网络，把具有共同利益议题和主张的智库组织起来，相互尊重达成合作理念目标的共识，共同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求同存异实现共赢。

　　三是着重加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要编制智库国际化研究计划，不能是零敲碎打，既要应对热点问题，更要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要有专业重点，要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要以宏大的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千年历史观，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统揽中国与世界关系全局，开展相关的国际问题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和丰富“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构想和政策主张。坚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既重点关注构建大国关系、推进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打造中欧四大伙伴关系研究，还关注周边外交以及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重视其他国别研究和积累。

　　四是注重在国际上多途径、多语种、多方式宣传推广中国智库及其成果。智库要用国际社会熟悉的形式来影响国际社会，在传播方式上，尤其要加强多语种、数字化融媒体建设。在国际政策研究和起草中，智库要熟悉国外的舆论调查方式、广告宣传特点、著作权等。据南京大学调查国内1618份智库研究报告，其中有英文版的不到1%，这是极为不够的。

　　五是智库国际化始终要有明确的中国立场。智库在重大问题上要明确地站在国家立场上，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注意区分不同智库，对于国外抹黑中国的智库，要进行反击，不能让他们用一些抽象的简单的名词来蛊惑人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和斗争中，舆论工作的成效，不只是表现在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六是国家要加强对智库国际化的支持和指导。西方国家把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对公共外交进行统一管理，有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人员和独立的经费来源。比如，1997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些方面值得借鉴。

　　七是加强智库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当前我国智库国际化一项重要任务，是需要建立一支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交流的专业智库人才队伍；需要培养更多能够直接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运行的复合型人才。智库国际化人才不仅仅是拥有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对整个国际社会运作的整体和趋势要有理解，能够具有中长期的综合性判断和分析，有制定政策的经验，在情报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方法有履职所需的经验和素养，要善于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作者李国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初单位系吉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