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探索

　　作者：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洪树；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茂一

　　【摘要】在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原生风险往往会诱导产生相关的次生社会风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表明，由于广大农村存在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农产品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信息多方供给与理性判断能力有限的矛盾、公共道德理性与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的矛盾，农村容易出现组织治理失度、经济秩序失常、大众心理失衡、个体行为失范等次生社会风险。面对各种次生社会风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生成逻辑，临时性的应急治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后疫情时代的农村社会治理，应该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整合党建引领的政治资源优势、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资源优势、多层次的信息治理资源优势以及农村的道德教育资源优势，走出一条适合农村特点的多元复合深度治理之路，将治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二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再次经历了重大考验。正如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应对这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基层防控扎实推进，通过内防扩散与反弹、外防输入的有力举措，有效抑制了疫情风险的扩散和恶化。但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仅表现在能否有效防控原生风险，还在于能否有效化解各类次生社会风险，防止次生风险转化为次生危机。对次生社会风险的治理是系统风险治理思维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灾大疫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因此应该“做好社会面安全稳定工作，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问题、趋向性问题”。〔1〕由于农村总体治理能力有限，在重大疫情形势下农村更容易发生各类次生社会风险，其背后的原因生成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如果对次生社会风险不加以深度治理，不仅会影响到农村公共危机应对能力的综合提升，更会影响到农村社会可持续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对后疫情时代的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深度治理农村次生社会风险是疫情防控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次生社会风险具有明确的产生演化机理。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对于农村而言，更具有发生次生社会风险威胁的可能性。疫情形势下的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特点决定了对其深度治理的必要性。

　　（一）次生社会风险的发生演化机理

　　德国社会风险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不会在已经发生的破坏和影响上耗尽自身，风险不仅意味着当下的现实性，也意味着可能的潜在性。〔2〕换言之，风险转化为现实破坏性之后，在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之前，风险还会以延续、扩散、诱导等方式继续产生更坏情况的可能。当前，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日益增强，人类实践活动领域不断拓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化。这导致存在于各领域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多。当风险因素处在一种不可控的状态下，就会导致危机事件的爆发和扩散，从而造成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致使原生性公共危机形成。这些危机具体可表现为公共自然灾害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动物疫情、人类疫情）、公共事故灾难危机等等。其中，诸如SAS、汶川地震和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重大公共危机往往影响领域广、危害程度深、处置难度较大、处理周期较长。在一个较长周期内，当危机形势处于不断演化而治理能力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原生危机事件往往有可能诱导出一系列次生社会风险，如管控矛盾、经济波动、舆情扩散、社会治安困扰，等等。这些次生社会风险会以一些非常态性的事件进一步表现出来，如不加以有效应对，它们相互影响加深，从而导致事件不断恶化，最终形成次生性公共危机。可见，无论是原生性风险还是次生性风险都有具体的发生演化机理（如图1所示），它们共同构成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客体。

　　图1原生风险与次生社会风险的发生演化机理

　　（二） 疫情形势下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特点

　　从2019年底开始，我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从而引发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虽然农村不是疫情爆发的中心地带，但由于疫情伊始正值春节，我国城乡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农村又存在大量的散居状况，农村疫情风险防控形势严峻。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实践已经深刻表明近年农村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能力积累已经成功转化为基层的疫情防控优势。但是，在原生风险的防控过程中，一些农村社会固有的治理矛盾也逐渐从隐性走向显性，从而诱发了一系列次生社会风险。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来看，农村次生社会风险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次生社会风险存在的多领域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运行、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基层舆论引导、防控制度执行等多方面提出了挑战，涉及农村基层的多个领域。根据风险分布的不同领域，农村次生社会风险可以分为组织风险、经济风险、舆情风险及公德风险。二是次生社会风险之间的强关联性。各类次生风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可能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例如，经济风险会增强人们对危机的恐慌心理，不仅容易诱发舆情事件，也会诱发行为失范。这种关联既增加了基层组织的治理难度，也增加了基层组织自身治理方式的风险性。 三是次生社会风险根源因素存在的长期性。从表面看，次生风险往往是由原生风险引起。但是，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产生具有长期存在的根源性因素。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组织结构不完善、群众科学文化素养与公共道德素养不高、产业抗市场风险能力低等现实原因在农村长期存在，当重大公共危机爆发时，农村社会就会面临较大的脆弱性，更容易遭遇次生社会风险的威胁。 四是次生社会风险潜在的强破坏性。在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潜在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农村正常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稳定的干扰。如果没能从根本上得以化解，下一次公共危机到来，原有的次生风险因素会再次被激发。 面对农村多样化、多领域的次生社会风险，单靠临时性的应急治理，势必造成“治标不治本”的局面。随着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举措，疫情风险及破坏程度必将得到实质性的控制，整个社会秩序逐步得到全面恢复，社会治理工作重点将进一步转向。鉴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特点，应该加强公共危机反思，系统梳理次生社会风险类型，从根源上寻找次生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将次生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作为后疫情时代系统治理的重要任务，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完善。

　　二、 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凸显的主要次生社会风险类型及成因

　　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所凸显的农村各类次生社会风险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原因生成逻辑，它是多重现实矛盾冲突下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些矛盾冲突，农村各类次生社会风险既具有风险的一般属性和特点，也具有自身的特有表现形式。

　　（一）组织风险: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矛盾下的治理失度

　　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织（俗称“两委”）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机构性主体。一旦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将会迅速启动。通过上级党组织及基层政府的强力动员与监督考核，村级基层组织将会迅速成为公共危机应对的“阵前方”。两委成员将承担“指挥员”“战斗员”和“宣传员”等综合治理角色，履行信息收集汇报、资源协调整合、组织应急救援、群众思想工作宣传等具体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过程充满专业性和复杂性，这直接考验着村级基层组织的危机治理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着主体力量有限、应急资源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等现实问题，公共危机应对并不是两委组织的常态化职能。农村公共危机的实然应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依附型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村级组织实际更多只是履行危机信息汇报的义务。而危机的具体处置责任由相应上级各专业部门负责，如上级应急部门、卫生组织、安保部门、消防部门、畜牧部门等。在这次疫情发生后，这种常态性依附体制在高效动员下使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进一步显现。主要表现在：部分基层组织政治站位不高，无法与中央“把人民群众健康放在首位”的抗疫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工作散漫，工作纪律意识淡薄；组织能力有限，无法构建起人员充足的应急队伍，队伍成员主要由上级部门的片区负责人、村两委已有成员及少量的党员构成，大众参与率较低；认知水平有限，无法对诱发疫情传播的风险因子进行科学预判，存在人为臆断倾向；工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有限，无法针对不同的情势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主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主要依赖上级的指示与命令进行被动工作，工作方法机械单一，甚至简单粗暴。

　　高效动员与能力不足的矛盾容易使农村基层治理组织在疫情防控任务执行中呈现出两种极端的治理失度现象。一种是怕工作干不好而干脆不作为、慢作为，以一种消极应对的方式逃避责任；另一种是急于取得防控效果而乱作为。个别农村基层干部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逢鄂必拒、设卡断路、砸毁私人财物、人身打骂，等等）来弥补治理本领的缺陷，从而僭越了法治的底线。以上两种极端现象都会对基层组织的政治威信产生重要影响。

　　（二）经济风险：农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矛盾下的经济失常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将会对正常的市场供需状况产生冲击。在这次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时期，部分生产企业、商品经营企业及物流运输与交通运输企业进入暂时停产、停业状态。这对农产品销售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关系造成了直接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

　　农产品市场供需错配带来的物价下跌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对于农村而言，其本身的物流网络尚不健全，农产品的销售大大依赖于传统物流。在疫情防控关键期，传统物流链暂时中断，一方面，造成了部分城市地区的生活必需品（如肉类、鸡蛋、鲜奶、蔬菜等）供应紧张，出现“购买难、物价贵”的现象。另一方面，导致了农产品的销售市场萎缩，产品积压，价格下跌，出现“销售难、物价廉”的现象。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对农业的影响来看，部分地区出现了蔬菜、水果、水产、肉鸡等农产品价格下跌及滞销的问题，有的地方白萝卜价格已经从年前的1元左右/斤跌至0.3元/斤，草莓价格从往年的20元/斤降至3元/斤，鸡肉价格也因供给量大于屠宰量急速下跌。〔3〕物价的下跌带来的农民经营性收入减少必然会影响到农民生产积极性。

　　劳动密集型产业复工复产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民就业稳定。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为2.9亿，其中1.7亿为外出务工者。在疫情爆发初期，交通运输中断，人口的跨域流动受到限制，与农民传统就业紧密相关的建筑业、餐饮业、娱乐业、乡村休闲观光业、家政服务业、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也受海外疫情影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迫停业停工。很多农民工长时间处于居家待业状态。尽管后期随着疫情形势缓和，全国大部分地方陆续全面恢复经营生产，但是，与农民就业相关的行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抗市场风险弱，后期很多企业面临着发展转型、岗位减少甚至倒闭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根据某些省份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需求以及外出就业意愿已经呈现了“双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已经外出的农民工可能出现返乡回流的现象。〔4〕

　　（三）舆情风险：信息多方供给与理性判断力有限矛盾下的心理失衡

　　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但关于突发事件已有的科学认知往往很少，人们极容易因安全感的缺乏而扩大内心的安全需求，从而造成心理恐惧。从社会层面看，个人对危机的恐惧还会相互传染以致形成社会性的“心理恐慌”。〔5〕为了尽快获得对危机的认知，以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增强安全感，人们往往会有意识地主动搜索并获取相应的危情信息。而当下的危情信息发布主体和渠道日益多元化为信息获取提供了便利。在这些多元化的危情信息供给中，难免有一些不实的虚假谣言和传言。在人们普遍的安全需求刺激下，由于科学判断能力的缺失，这些信息在大众中间广泛传播且被不断放大，很容易造成群体心态焦虑下的舆情事件。

　　当前，各种信息媒介已经基本全面覆盖农村，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是依靠传统的电视、广播和狭小的人际圈子。很多村民已经具有从微信朋友圈、抖音短视频、快手及各种搜索网页等网络媒介中快速获取、传递信息的能力。这次疫情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防控难度大。一方面村民在潜在的安全感追求下有迫切的认知诉求，但认知能力却很有限；另一方面疫情防控的深入认识尚在不断研讨之中，权威信息供给相对滞后。在危机知识渴求欲很强但权威信息供给又不足的情况下，网络成了村民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但网络媒介常常又是大量不实信息及恶意谣言传播的主阵地。它们在科学的外衣下被精致打扮，因此也容易被很多村民所接受。村民理性判断的有限性使他们无法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再加上村民的猎奇心理普遍较强，就导致部分虚假信息不断在村民所处的网络世界熟人圈子中传播和扩散。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各种谣言在农村广有市场，如“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全家煤气中毒死亡”“武汉医院尸体无人处理”“政府派飞机上空洒消毒水”“多喝60度开水抵抗冠状病毒”“吸烟者不易感染甚至能预防病毒”，等等。这些谣言的扩散既加剧了村民的紧张心理，也误导了他们对疫情防控的正确认知，不利于疫情防控的科学开展。

　　（四）公德风险：公共道德理性与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矛盾下的行为失范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需要整个社会创造一种协同配合、相互支持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社会成员将进入一种共度时艰的公共生活。但由于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和行为习惯都各有不同，因此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形成更需要个体成员加强自我行为约束，遵守制度、规范，服从统一的指挥安排，以产生危机应对的集体行动。制度规范的运行与集体行动的产生离不开公共道德的理性支撑。这意味着每一个体在价值优先排序与选择方面要首先考虑公共利益。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这种排序就是要从公共道德理性出发，把公共安全置于首要位置。〔6〕在公共安全的优先选择下，公共空间的普通民众要自觉遵守相应制度规范；公共空间中的秩序管理者要依法依规行使公共权力。

　　对于农村而言，熟人社会环境的行事逻辑具有狭隘性，使其无法适应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生活的构建。在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环境中，村民的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多倾向于人情、血缘、面子、民俗等非制度化的行事逻辑。这种行事逻辑尽管背后也具有道德价值支撑，但其实际上是支撑小众群体共同生活的私德表现。相对而言，私德比公德更具妥协性、宽容性和随意性。私德的过于凸显，必然消减公德，这种消减外在表现为行为失范。在疫情期间，行为失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个别村民对疫情防控制度比较冷漠，我行我素。在各地政府启动了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之后，统一要求居民自行居家隔离，出行自觉佩戴口罩，严禁开展各类集会、聚会、聚餐、聚众娱乐等活动。但是，由于农村日常生活习惯中熟人社会的行事逻辑居于主导，正式制度面前的自我约束力不足，部分村民仍在疫情期间进行聚众娱乐、走亲访友、聚会宴请。当基层防疫人员对这些行为进行干预和劝诫时，甚至出现暴力抗拒防疫工作的行为。另一方面，个别农村基层干部在执行疫情防控工作时容易向人情与血缘妥协。由于顾及情面、怕得罪人，出现了个别村干部不报、瞒报、虚报关键疫情信息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是道德的底线。当公共道德受到消减时，保障公共生活的制度规范也必然会被冲击。这将要求更强力的制度补给以及时进行行为纠偏，比如临时管制措施的出台和执行这些措施时的“锦标赛”现象，这势必变相增加制度成本。

　　三、发挥多元资源优势，深度治理后疫情时代农村次生社会风险

　　对各类次生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是后疫情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完善的重要方向，它是对疫情期间的临时性应急治理举措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深度治理首先需要突破农村现有内生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尽可能开发多元资源优势。随着近年国家对农村的各类投入不断加大，各种资源纷纷注入农村，乡村社会成为治理资源的富集地。〔7〕这为农村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基础。这里的治理资源从主体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党和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企业拥有的市场和技术资源、社会组织拥有的行业资源、农民个体拥有的各类人、财、物、技等方面的零散资源；从资源的内容属性来看，可以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作为农村社会资本（熟人社会中存在的特有关系网络）而存在的其他资源；从资源的来源方式来看，可以分为外部注入型资源和内生成长型资源。后疫情时代农村次生社会风险深度治理，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多元性、系统性、开放性视角出发，开发多元治理资源优势，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8〕为构架，整合国家、市场及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在资源集成的多元复合中深度治理各类次生社会风险。

　　（一） 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资源优势，增强聚合多元力量的政治领导力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这次疫情防控取得实质成效的关键保障。基层党组织是这次基层疫情防控中的重要领导力量，承担着主心骨角色，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但是疫情期间基层治理组织自身所暴露的组织风险表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后疫情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完善的首要任务。

　　首先，落实县乡（镇）党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体责任。上级党委要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方位支持,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和考核机制,予以党建经费支持保障，加强党建业务指导和各类党建培训，突出内生能力培养。其次，加强基层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要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选拔任用标准，在实践中去考察、识别和评价党员干部，选优配强村第一书记。结合这次疫情防控，要将那些在政治站位、群众基础、工作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党员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强化对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及业务能力培训，提升他们在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时的决策水平。从长远来看，要从退伍军人、青年农民、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各类乡村人才资源中发展党员，并将他们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后备干部进行培养。再次，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性建设。落实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教育活动，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使基层党组织能够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疫情防控常态化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相关政策。最后，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后疫情时代，广大农村面临着继续防疫、恢复生产、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系列任务，这更考验着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内外两方面：对内，要能够通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净化党员队伍，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积极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外，要以清醒的政治意识、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组织形象，创造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具备动员、宣传与凝聚群众及各类群团组织（共青团、妇联、民兵、专业合作社等）的能力。

　　（二） 发挥政府行政管理资源优势，提升农村基层的危机管理水平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路径的下沉，国家通过组织技术、制度安排及资金支持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和规范化，彼此的紧密联系逐渐增强，这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基层管理能力。〔9〕政府要充分利用对基层的行政管理资源优势，加大服务投入，完善农村长效的危机管理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基层的危机管理水平。

　　首先，强化村级应急队伍的实体化建设。在疫情形势严峻时期，为了落实一级响应，农村普遍都存在临时凑人马、组队伍的现象。因此，农村基层亟需组建一支着眼于公共安全常态化的专兼职应急队伍，推进其规范化建设，给予技术、资金、设备支持。该队伍基本核心由两委成员、民兵、村医等组成，由村民及各类群团组织根据专长自愿加入，向村民自治机构直接负责，并在上一级乡镇应急管理部门指导下开展日常的培训、训练及演练。其次，将危机管理上升为村民自治机构的重要职责。这一职责具体表现为风险预防、信息汇报、应急预案编制、村级应急队伍管理、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处置、群众宣传与动员等。危机管理职责应纳入基层干部的评价考核内容，注重垂直的业务绩效考评与横向的群众满意度测评相结合，以约束为导向的惩罚问责制与以激励为导向的晋升遴选制相结合。再次，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危机管理的全过程能力培训。强化在风险预防、应急处置、社会恢复等环节的综合能力提升，增强在危机管理全过程中的大局意识、法治意识、专业意识。最后，以现有的信息化网格管理为基础，优化信息汇报流程、打破信息的条块分割、建立各部门信息共享的统一平台，提升农村基层危机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三）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平稳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具有系统、有效的多元手段，充分彰显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经济体制优势。针对这次疫情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资源优势，通过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一揽子”调控手段的实施，实现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农村供给侧改革，为农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就业渠道，创造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首先，加大财政补贴。通过价格补贴的形式，对于疫情期间遭受重大损失的农牧产业要加大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力度，增加农民生产收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交通、水利、农田、信息化、人居环境设施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的推进既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渠道，也可以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奠定基础。尤其是针对这次疫情期间所暴露的物流短板，应该着力加强农村的数字化建设，打造智慧农村。这将为农产品、农资产品搭建数字化的供需信息平台，建立和发展延伸至农村的智慧仓储和电商物流，从而实现农产品供应地与城市社区及超市等需求地的有效对接、农资产品供应商与农户农场农社需求方的有效对接。再次，鼓励创新创业。通过各类政策支持，创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农民回乡留乡创业。支持农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力量，培育家庭农场和各类专业合作社。复次，深化农村土地改革。进一步明晰产权，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在所属土地上的创业与投资权益，增强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收益，使农民的土地要素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最后，搞好培训支持。设立专项资金，针对农民工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技能培训，有效化解就业市场的结构化矛盾，为疫情结束后的劳动力集中需求做好充分准备，提升农民工的就业核心竞争力。

　　（四）发挥多层次信息治理资源优势，完善信息发布、监管及宣传机制

　　农村之所以成为舆情风险的重镇，在于村民的理性识别能力较弱，因此我们不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能对各种危情信息进行理性的过滤。农村舆情风险的治理不仅依赖于国家在信息治理方面的人才、制度及技术资源，还必须借助于农村本身的信息治理资源。对于农村舆情风险的深度治理，应该结合这两类信息治理资源，进一步完善信息发布、监控及宣传机制。

　　在宏观层面，完善风险信息的发布及监控机制。官方、专家、主流媒体是整个社会公众认知的重要引航标，也是国家拥有的重要信息治理资源。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爆发之初，往往是舆情事件的高发期。这时官方应该在迅速整合专家意见及主流媒体报道信息基础上作出科学研判，借助多元媒介平台主动且及时地将准确的风险信息向公众公开，尽量确保官方发布、专家解读、主流媒体报道对信息表述的一致性〔10〕，以免增加大众因理性认知不足而带来的困惑。同时，应启动针对农村的信息监控机制，对各种风险谣言进行及时排查和清除，并通过权威媒体进行澄清，对情节严重者，通过法律手段给以训诫和制裁。在微观层面，进一步完善风险信息的村级宣传机制。从这次农村基层疫情防控的宣传动员上看，QQ微信群宣传、广播宣传、标语宣传、宣传车宣传、村干部入户宣传等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在稳定调适群众危机心理及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鼓励和肯定农村基层宣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风险信息的宣传机制，提升宣传能力。一方面，在风险信息宣传上，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农村基层干部的纪律意识，明确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责任，要自觉率先抵制谣言，不信谣、不传谣。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在履行宣传职责过程中要能以高度的敏锐感积极发现村民中的舆情动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舆论引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正确的风险信息、科普知识传递给村民。另外，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减少宣传中的偏见和误读，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宣传队伍，将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吸收进来。

　　（五） 发挥农村道德教育资源优势，强化公共生活的内在价值支撑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自然村合并的改革实践，农村传统村庄的边界正在被打破，熟人社会的实体形态正在受到冲击。这意味着农民需要适应在更大公共空间内的公共生活。这次疫情防控就对农民的这种适应性提出了要求，全社会需要形成基于公共道德理性支撑的自觉公共行动，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传统农村熟人社会的行事逻辑体现出的不适应性表明，农村社会亟需深入推进公共道德培育，从而为农民在更大公共空间内的公共生活提供价值支撑。

　　农村有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如家风文化、家族文化、乡贤文化以及熟人社会潜藏的内部约定俗成的规范性等，这为公共道德的培育提供了条件。要充分挖掘这些道德教育资源的公共性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进行现代性重塑和创造性转化，促使其能产生与现代公共生活相适应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通过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方式让这些公共价值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形成高度的公共道德理性自觉。这种转化路径和渗透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模范人物、模范家庭、好人好事的评比活动，通过相关活动将倡导的公共性价值进一步具象化。二是典型宣传及教育。结合本土化的典型事迹和案例，采用适合农村特点的宣传模式，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这次疫情防控中，广大农村涌现了一大批责任心强、敢于担当、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基层干部、医务工作者及志愿者。这为公共性价值的开发和转化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素材。三是非正式制度建设。将各类道德教育资源蕴含的公共性价值在村民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写入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强化道德惩戒机制，以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来推动公共性价值的主体践行。四是法律保障。法律是公共道德的底线保障。对于突破公共道德底线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处罚措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公共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创造法治环境。

　　四、结语：在多元复合的深度治理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这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农村社会治理取得的长足进步，这离不开非典、汶川地震之后在突发性危机治理方面的制度化、机制化建设和十八大之后社会治理方式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智能化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村社会治理还存在诸多短板。各类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系统性挑战将这些短板进一步凸显出来。当前，农村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处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期，这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农村社会治理的完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强大的治理资源作为支撑。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雄厚经济基础、巨大市场潜力，亿万人民勤劳智慧。”〔11〕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直面问题，利用机遇，认真审视各种农村次生社会风险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因素，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农村多元主体参与村社治理，整合各种农村治理资源，走出一条多元复合的深度治理之路，真正将各类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不仅有利于从根源上化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诱发的各类次生风险，彻底打赢这场人民“战疫”，更有利于化危为机，将农村有效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社会治理水平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以更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心迎接未来的任何风险与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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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课题“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制度优势、效能与经验研究”（20VYJ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