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智库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看一个人的作为，首先要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一个国家的行为，把脉其主流智库思想是重要途径之一。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智库汇集的是各国精英之才，是国家的“大脑”。“一带一路”，是大手笔、大视野、大战略、大举措。落实好，首先需要同沿线60多个国家思想相通，知其虑、知其需、知其忧，方能实现合作。这是前提之一。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实施中，我们应该注重了解和掌握国外智库在研究什么、思考什么、出了什么样的对策建议。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的观察和态度，要平和务实得多

　　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接连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公布了一组报告。如《中国“向西看”政策：与巴基斯坦的新连接》的作者萨希德有三个观点值得思考。一是他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不但对巴基斯坦是机会，还“能够为该地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海湾国家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区都会受益，而亚洲也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二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将改变以油轮与集装箱为主的贸易方式，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同西亚、非洲地区的贸易量。三是报告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研究成果数据，指出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发现了价值近万亿美元的未开发矿藏。但是，作者虽然认为中国对阿富汗巨大的矿产资源表现出极大兴趣，而结论却是，这“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的经济，使得阿富汗最终可能变成最重要的矿业开采中心”。

　　再如，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的专家伊玛·霍佩尔也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两国政府达成460亿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作者认为，中国的投资“既不是援助，也不是优惠资金，而是商业协定和项目融资，包括商业投资回报率”。要实现投资的落地，作者认为巴基斯坦应改善俾路支省的安全环境，还要在项目的分配上充分考虑巴基斯坦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利益。作者在结论中指出，与美国的做法相比，“北京方面在南亚和中亚的更广泛投资，不仅仅是为了重振中国经济，也是为了促进（世界上）整合性最低的地区之一的发展，使之具有更好的连通性和商业性”。

　　在俄罗斯智库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现实问题和切身关切值得我们重视，并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回应、解疑释惑。一是如果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成，在便利俄罗斯人民的同时，也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前往俄罗斯。在俄罗斯人口老化严重和出生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俄民众普遍担心居俄华人将成为最大的少数民族。二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忧虑中俄在中亚地区可能在某些利益问题上形成正面冲突。三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是想成为创造者，而非参与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构想有一些重叠之处。

　　对存在的以上问题，俄罗斯智库也给出了一些较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一是中国企业和民众到俄罗斯时，要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公民前来投资经商和居住，都是在商言商、合法经营、依法办事，并没有政治目的；二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同时兼顾俄罗斯的利益，把握好处理两国利益的原则底线；三是要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尽量避免刺激俄罗斯的神经，中国政府可考虑主动提出使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的方案，以实现两国和两个战略的共赢；四是建议中国妥善处理、协调好两国的利益，使俄罗斯与中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助力，努力将中俄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范例。

　　欧洲各国智库面对“一带一路”深感期待，不讳言欧洲人暂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从人文上，欧洲各国智库认为“一带一路”正在弥补中欧在认知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眼中欧洲不再是古老僵化的城堡，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也不再是刻板古老的长城。从发展趋势上看，许多智库认为世界中心也许会逐渐从以“美国-大西洋-欧洲”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圈，开始转到以“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为核心的多元文明圈，并在全球形成“美国-大西洋-欧洲”“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两个中心。而欧洲恰恰处在两个中心连接之处，因此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地而言，欧洲深感期待。

　　同时，欧洲的许多智库也不讳言欧洲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暂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他们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使欧洲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朋友圈之一。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说明了它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带来的战略机遇。但是，问题在于欧洲国家目前并不知道如何对接“一带一路”，中国的企业也不知道如何深度开拓欧洲市场。这既是认知差异，也是需求的差异。具体来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企业家首先要闹明白：欧洲应向中国买卖什么，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也应同时考虑同样的问题。欧洲智库也指出，欧洲并不是一个整体，各国有各国的竞争优势和利益需求。“一带一路”要在欧洲落地，中国应遵循古老的知己知彼古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持久良性、合作共赢。

　　一些欧洲智库也在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冷观察和冷思考，其结论可能会有些偏颇，但可以让我们的智库头脑清醒一下。这些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避免过度解释中欧关系的亲密。直到目前，欧盟尚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依然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欧洲国家在经济上走向中国，并不意味着其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背弃美国；中欧在经济上深度合作，并不意味着欧洲在人权、民主和价值观上改变对中国的苛求与刁难。二是避免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过度政治化或归于宿命论。“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烂尾楼”，或是否会成为新版的“中华帝国朝贡制度”，关键在于能否设定好战略和战术目标，核心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能否在清晰的战略指导下逐步落地，并通过一个个战术目标的完成，最终实现惠及沿线国家民生的目标。三是避免盲目发展、遍地开花。中国政府应尽早系统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信息，动态性地提供给中国“一带一路”的参与机构和企业、人员。要把中国国内致力于参与“一带一路”的城市和企业、机构的竞争优势、现实需求等，提供给国外相关国家和企业、机构。要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让彼此知道双方合作的接触点和发力点之所在。四是注重高层次人员交流与沟通。欧洲一些智库坦言，当前欧洲最缺乏的是社会的活力与创新，中国最缺乏的是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这种高异质性，决定了高互补性。因此，应加强政府、企业、智库、学者等之间的人文交流。五是要尽早建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的样板，以发挥可复制、可推广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法国把中国高铁看成是激发其活力的“鲶鱼效应”，建议中法应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

　　法国的一些智库认为，法国在民用核能利用、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产业优势，这些领域也是法国经济的依赖和支柱。目前，中国的核电和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产能，这可能造成中法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关系。因此，一些法国智库把中国高铁看成是激发其活力的“鲶鱼效应”，认为中国的许多高铁技术来自法国，法国更加了解欧洲市场且具有成熟的人才、经验，中法高铁市场如果能相互开放，两者可以联手开拓欧洲的高铁、码头、港口、机场乃至核电等基础设施。

　　在文化创意与时尚产品方面，法国智库信心满满。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法国的另外一大优势，既是法国经济最强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国的硬需求。他们认为，中国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但目前的发展起点依然很低，许多文化项目依然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他们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法应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同时，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建立“中法文化产业园区”，以孵化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类企业，提升中国整体及各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气质，同时增加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兴趣和参与热情。

　　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呼应“一带一路”最早的国家之一，其重商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使英国寻求在金融、教育、媒体等方面的合作

　　英国智库认为，英国兼具重商主义、人文主义之气质。略显被动的地缘条件和匮乏的资源，迫使英国必须务实灵活地寻找经济上的合作伙伴，故重商主义盛行；重视传统、推崇渐进的民族性格，又使其不轻易改变什么，因此人文主义在其灵魂深处的烙印很深。重商主义、人文主义两种思想，遂成为英国智库解释英国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理论依据。

　　首先，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呼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最早的国家之一，是加入亚投行最早的意愿国和创始成员国。对此，英国智库的研究结论是，英国的行为，并不是对美国的背弃，而是重商主义使然。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投资来更新老旧的工厂和基础设施，以升级英国制造业水平，从而将更好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英国加入亚投行，也有巩固其国际金融优势的战略考量。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五通之中，以货币流通为核心的金融支持是重点。同时，作为老牌的金融大国，英国智库自认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中，有三个与英国有关（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境外人民币支付有62%在伦敦进行。

　　其次，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2014年签署了一系列新协议，其中包括在未来三年加强中英教育合作的框架协议。英国智库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英国教育的宗旨是培育社会精英意识，包括批判性思维、独立性思考、跨学科知识、国际化视野、高度的社会责任等，此乃人文主义使然。他们认为，这些人文素质让英国在文学领域有莎士比亚、在科学领域有牛顿、在经济学领域有亚当·斯密、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达尔文……当然，目前在英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中，来自欧盟的学生显著减少，中国学生的出国需求正在填补这些空缺。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局外人，笔者感到在英国的人文主义之中，还是脱不开重商主义的色彩。

　　再次，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英国智库把重商主义和人文主义糅合在一起，建议中国和英国可以加强“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他们认为，英国的传媒业高度发达，是有传媒话语权的国家。而中国，有正在崛起的传媒市场，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舆论引导和动员需求。一些智库建议，中英可联合开展问卷调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注倾向和参与程度；联合拍摄纪录片和专题片，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全景和未来愿景；加强现代传媒理念培训，联合培养现代传媒人才；加强两国传媒产业沟通，全面加强纸质媒体、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等传媒领域的双边合作。他们认为，传媒影响力属于文化软实力范畴，理应成为中英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中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项目。

　　德国和意大利津津乐道的是，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之中，德国制造、意大利制造是中国离不开的两块制造业金字招牌

　　德国智库指出，作为当今欧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经济体，德国在全球金融风波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表现抢眼，其原因在于德国制造代表着品质与卓越。德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其75%的机械设备产品出口国外，在机械设备业36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16个领域为世界出口第一。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电气是德国四大传统产业。正是因为这些自信，德国智库认为中国企业虽然重视产品研发，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足。他们认为，德国制造对中国的启示是：“一带一路”要有产品可卖，就要在突破性创新上有起色，拿出真正有品质、有品牌的产品。

　　意大利智库认为，意大利是“中小企业王国”，致力于发展中小企业的中国丝路城市，应该主动对接意大利，尤其是在食品、服装、家具（也就是意大利人引以为豪的“3F产业”）领域。他们认为，中小企业是检验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的最重要指标，也理应成为“一带一路”经济是否活跃的晴雨表。

　　美国对“一带一路”最为关心，多有疑虑与惧怕，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

　　总体看，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110多家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初步反映中，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

　　例如，他们透过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多棱镜，从不同的视点来探讨和看待“一带一路”，焦点集中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发展、中国和俄罗斯的有限责任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度能否超越边境争议、印度洋能否装下中印两个大国、中国与希腊的债务危机、萦绕中国心头的阿富汗问题、中国能否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和平制造者、如何与中亚共享繁荣、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蒙古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应如何看待和对待“伊斯兰国”等问题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能查阅到的美国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文章中，基本上看不到美国自身如何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应该干些什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意见和建议。相反，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

　　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将中俄正在不断深化的两国关系，歪曲地描述成“独裁的政治联盟”，并认为“它能够挑战自由主义思想以及金融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俄“在双方团结的表象之下，其实中俄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建议“欧洲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利用这些缝隙，并且避免采取使这些不兼容的盟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动”。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承认，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成功访问后，许多人希望重启曾经广受赞誉的“亚洲世纪”。但是，在他们的报告中，更多的是谈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印越如何联手对抗中国，并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项目、缅甸皎漂项目、马尔代夫项目等，列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挑战印度地位的举措。

　　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斯科特·肯尼迪、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中心项目主任戴维·埃·帕克联合发表的《兴建中国的“一带一路”》认为，中国政府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涉及了国与国之间毫无约束力的协议。它的核心是中国利用其经济资源和外交技巧，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导致了更多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政治机构建设，并减少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但是，他们随后话锋一转，“实施‘一带一路’将会给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大幅度增加了破坏政治的风险”，带来“地缘政治影响”，并“将可能增加中国的海军力量”。最后，两位作者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建设就会成功’的发展战略在国内很难实施。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它可能不仅会产生反中国的政治思潮，而且借款人也无法偿还贷款，或企业无法收回自身的投资，最终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而不是帮助其稍微缓解经济下滑”。这番描述，把“一带一路”的前景描述得一团漆黑。

　　美国史汀生中心的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专家布兰埃勒承认，“一带一路”“把三个大洲联系起来”，这“将对亚非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认为“对环境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尽管这一计划声势浩大，但‘一带一路’并不容易让人买账”，而且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公共关系策略。太多人已经误解了中国的意图，并且曲解该战略将会产生的收益”。

　　从以上言论观点可以感受到美国内心深处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与惧怕。其中，疑虑部分更多的是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了解还处于浅层次，或者换言之，是我们的政策解释工作还存在差距，这需要我们有关部门继续加油努力。而惧怕部分，则涉及美国更深层次的不健康心理，是其与生俱来的对新崛起国家敌对情绪的反映。这种排他性的心理，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心病”，我们认识到就可以了，除非美国人自己想明白了，自己把自己的“心病”治愈。中国并不是美国权威的挑战者，也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者。对这些见解，美国人早一天接受，将早一天受益。否则，可能将永远处于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

　　印度对待“一带一路”，大体经历了抵触、犹疑、初步张开怀抱欢迎等几个阶段

　　从时间顺序看，印度在对待“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方面，大体经历了抵触、犹疑、初步张开怀抱欢迎等几个阶段。从这些报告中，大体可以梳理出以下一些基本的脉络：莫迪总理执政初期，绕开中国访问美日，对外公开宣称将开辟“印度世纪”。之后不久，莫迪总理积极开通微博热线、调整行程访华、拒绝见达赖，并在2015年5月15日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畅谈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呼应。印度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变，大体与莫迪总理态度的转变同步。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发表的《印度需要中国的“绿色丝绸之路”》中，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对外战略、绿色技术细节以及投资和发展思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贸易伙伴提供‘绿色丝绸之路’升级版的工具箱”，认为“丝绸之路复活计划不应该以推出类似于疯狂的发展项目的方式进行，而是作为一种绿色和自反性现代化的努力而存在”，并具体希望“中国和印度一起保护和保存喜马拉雅山脊的聚宝盆（动物、植物和文化多样性）”。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另外一份报告题目为《新丝绸之路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吗？》。这份报告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丝绸之路更符合21世纪的现状，并且促进中国和印度的发明创新和商业发展”；二是“丝绸之路倡议是选择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上都取得发展，还是以生态换取国家发展”。但其建议和结论则为，印度为确保两大目标的实现，“莫迪可以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这些潜力，并联合本国专家和学者共同设计出相关方案”。

　　《“一带一路”和印度的安全担忧》是一篇很严肃的报告，报告悉数了印度的安全担忧：中印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1962年中印之战对印度造成的心理包袱、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印度和中国之间假想的权力之争、中巴经济走廊与克什米尔问题，并认为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的合作，“将成为一个针对印度的‘包围圈’，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在印度周围发起的基建项目使印度更加担忧中国的真实意图”。作者建议“印度必须与中国共同设计‘一带一路’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国进行真正的合作并充分从中受益”。

　　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的《印度还是中国大放光芒？投资计划说明了一切》，则比较客观地谈到了印度自身的差距。报告称，“50年来，我们带着对中国人超越我们的担忧一直故步自封”，而“当机会来到我们身边，目光短浅和缺乏自信使我们后退，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秩序，增强我们的领导力，调整我们机构的状态，并改进我们的治理能力”。

　　此外，我们还对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土耳其、荷兰、瑞典、以色列、哈萨克斯坦、比利时等国智库的一些研究在《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一书中也给予了报告，其观点对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