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科技本体规律，以制度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

　　科技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因素，也是最具革命性的力量。但科技突破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唯有同步推进制度创新，使科技红利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使生产关系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才能形成“科技突破—制度适配—资本积累—经济繁荣—再投入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当前，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唯有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主动推进制度创新，才能在这场变革中赢得主动、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一、科技本体论：科技是唯一具有确定性过程的推动力

　　从科技本体论看，不仅仅是工具与应用，更是一整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理规律、数学原理和知识体系。回望历史，科技是推动文明跃升的第一驱动力，也具有其他社会变迁难以具备的“确定性”特征：

　　第一，科技进步具有累积性与不可逆性。知识存量不断扩张，创新工具日益强大，工程体系持续扩容，使得科技水平呈现单调递增、长周期演化的总体趋势。这种确定性意味着：科技整体水平不会倒退，尽管有时会有螺旋上升。

　　第二，科技突破只是“可能性”，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技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繁荣，它只是为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真正决定科技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是制度是否具备吸收、适配和扩散科技红利的能力。

　　第三，科技越发展，对制度吸纳能力要求越高。从蒸汽机、电力到互联网、人工智能，每一次生产力跃升都会带来更高层级的组织复杂度。如果制度体系无法同步调整，生产关系的容量不足，就会出现“科技—制度错配”，甚至使先进科技成为新的风险源。

　　因此，科技是“确定性增长曲线”，制度是“吸收能力曲线”；后者决定前者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前提，是科技红利能否真正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历史验证：制度适配性是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变量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共同特征十分清晰：凡是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国家，均在制度上率先实现自我革新。

　　（一）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制度整合让科技成为国家能力

　　15世纪的航海技术并非葡萄牙独有，但葡萄牙通过建立航海学校、统一航图体系、完善王室与商贸资本结合的制度，使分散的知识体系得以系统化，最终形成持续外拓的能力结构。这是“科技突破→制度适配→资本积累→国家崛起”的典型案例。

　　（二）英国工业革命：专利制度与金融体系让科技可持续创新

　　蒸汽机的出现并不会自动催生产业革命。英国凭借专利制度、证券市场与公司法，使创新获得可预期回报，资本得以大规模涌入技术密集领域，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三）改革开放的中国：制度创新对生产力解放产生巨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些重要技术和产业跻身世界先进行列。2024年在新能源汽车、第五代移动通信、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已具备国际领先的研发制造能力。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国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反观历史，制度僵化则会阻碍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甚至引发危机。   

　　（一）19世纪美国：科技领先但制度滞后，危机频发

　　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铁路、电报、农业机械化技术，但因货币体系分散、金融监管缺失，引发1837、1857、1873年连续危机。科技并未带来繁荣，制度不稳反而放大了风险。

　　（二）2008年危机：技术复杂度超过制度吸纳能力

　　金融工程创新迅猛，衍生品高度复杂，但监管体系没有同步升级，使得技术力量从“效率工具”转变为“系统风险源”，最终引发全球危机。

　　（三）拉美技术引进：制度不稳导致无法消化技术红利

　　拉美国家在20世纪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技术设备，但因产权、法治与治理体系不足，科技无法形成本土创新能力和现实生产力，反而加剧外部依赖。

　　这些事实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科技突破只打开了发展大门，但能否跨进去取决于制度。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揭示了关键规律：新技术会不断突破旧均衡，推动产业重构，也要求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及时作出调整。科技突破并不自动带来经济繁荣，只有当制度具备充足的吸纳能力和适应弹性、韧性时，科技才能形成持续增长动力，并缓解风险；当制度滞后于科技，科技反而会成为风险来源，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换言之，历史从未出现“科技自动带来繁荣”的案例，却屡屡出现“科技越先进，危机越猛烈”的情形，其根源都在制度吸纳能力不足。

　　三、现实挑战：新质生产力对制度适配提出更高要求

　　进入21世纪，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材料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其特征对制度体系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生产要素体系发生根本变化。“数据—算力—算法”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具备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强、高度流动性和边际成本极低等特征。传统围绕物质资产构建的产权、会计、税收制度面临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第二，经济组织形态趋于复杂化。算法决策具有“黑箱化”特点，与传统强调透明可溯的监管模式存在结构冲突。科技发展本质上需要全球协同，但地缘政治因素又可能形成技术壁垒，增加技术红利共享的难度。

　　第三，就业结构面临重塑压力。人工智能对脑力劳动的替代速度和广度显著高于以往技术革命，可能加剧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化，对社会契约和分配制度提出挑战。国际上部分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出现“技术投入扩大、就业规模下降”的现象，反映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分化效应。

　　第四，科技外溢效应显著。产业链重构进程加快，对既有政策体系的灵活性、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

　　以上新形势、新变化要求制度体系必须提前布局，以确保科技进步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不是加剧社会结构矛盾。

　　四、路径前瞻：以系统性制度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

　　体制机制创新路径设计需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积极引导由AI“替代”转向“赋能”，构建优质有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

　　（一）构建数字治理新框架

　　建立健全适应AI时代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跨境管理、收益分配等制度安排；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税收制度，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供稳定财力支撑；推动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效率上流动。

　　（二）建立敏捷监管新范式

　　推广“监管沙盒”等制度，让创新在安全边界内快速试错；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算法与应用建立审计、评估和伦理审查机制，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实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三）重构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覆盖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加强创新能力、数字素养等关键能力培养。强化基础教育的逻辑思维、创新能力与跨学科能力培养，构建大规模再培训体系，使劳动者能够持续适应科技变迁。

　　（四）引导科技向“就业友好型创新”演进

　　通过政策引导，使人工智能更多用于提升行业效率、拓展新产业，而非单纯替代岗位，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五、结语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历史反复表明，制度与科技的协同演进，是推动经济社会跃升、跨越发展关口的根本保障。当下，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生成，这是客观趋势，也是重大机遇。唯有以史为鉴，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持续推进制度体系与科技演化的动态匹配，通过制度供给激活、扩容和保护新质生产力，使科技红利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使生产关系更加适配生产力发展要求，才能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引擎，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滨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