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回来的人

　　从延安回来的人

　　——记回乡老红军邓丹明

　　1951年春天，一位身着北方大棉袄的人来到茶陵腰陂区大冲村（今大南村），其肩上挂着一个斗笠，斗笠上印有“延安”二字，村里人惊奇地称他为“从延安回来的人”。这位“从延安回来的人”就是参加了红军长征、荣获过抗日战争特等战斗模范的老红军邓丹明。

　　回乡后邓丹明走过村里的每一片土地，访问村里的每一个家庭，看到家乡依旧是“大冲连大冲，卖柴茅过冬，三天不卖柴，饿死老祖宗”的老样子，得知全村49人外出当红军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时，这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红军决定不走了，既不回延安，也不去长沙，他要扎根农村，与自己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家乡人民一道建设家乡，摆脱穷困。

　　“我要当模范兵”

　　阳春三月，邓丹明来不及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回个信，说明不去长沙工作的原因，更没去取存放在长沙的行李，就随区委书记梁彪走村串乡，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经过他的努力，一个一个乡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了。每逢党员们要选举他当支部书记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说：“重担子留给年轻人，压得出力气来！”人们关切地问他：“你当什么呢？”他却爽朗地笑着说：“我当模范兵！”

　　后来，他坚定地履行这一诺言。支部的决议，他带头执行。党的纪律，他带头遵守。每次外出，他都事先向支书请假。1982年10月的一天，湘东铁矿来人请他去矿区讲革命传统，他来不及向支书请假，回来后立即上门向支书说明原因。

　　他没当支部书记，却操着支部书记那份心。1956年，他向支部建议，在谢家冲修一座水库，以改变“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穷困面貌，得到干部、群众的赞同。开工之后，邓丹明就像当年战斗在南泥湾一样，吃在工地，住在工地，每天出工最早，收工最迟，风来里，雨里去，一连6个月没离开过工地，更没有进过离工地仅4里路远的家门，连年节也是在工地过的。这个水库修成后，村里粮食产量年年递增，1991年粮食亩产达到1900多斤。

　　“党的传统丢到哪里去了”

　　邓丹明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着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优良传统。

　　1958年“五风”盛行的时候，“左”风甚炽，动辄以“右”倾论处。这年冬天，年关将近，天气奇寒，兴修水利任务紧迫，工地指挥长强迫工地上的男男女女赤膊上阵，以示“干劲冲天”，迎接检查团的检查。群众对此很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邓丹明知道了，赶来工地，质问指挥长：“我们在部队，连长、指导员要晚上起来给战士们盖被子，干部要给病号送饭。数九寒天，你要群众打赤膊，党的传统丢到哪里去了？”指挥长被邓丹明质问后，只好下命令，让群众把衣服穿起来。

　　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村，蓄意要补划两户社员为富农，以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邓丹明想，这还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吗？他不怕戴“立场不稳”的帽子，主动向工作队和支部书记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以土改划定阶级成分的政策为依据，否定了赶浪头、乱补划阶级成分的意见。这样，“四清”中大南大队就没有补划阶级成分了。

　　“共产党员不能忘记人民群众”

　　“共产党员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要随时随地报答人民群众的恩情。”这是邓丹明常说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1961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家喂养了一头200多斤重的大肥猪。当时，每斤猪肉的市价为8元。乡亲们在想：“老邓这下可要发财了！”宰猪那天，大家争着来买肉。那年头，有钱也难买着肉。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邓丹明坚持按国家牌价每斤0.74元的价格出售猪肉。乡亲们乍一听不相信，待问清是真的后，谁也不买了，因为心里过意不去：“这不太亏了老邓吗？”邓丹明激动了：“1930年冬天，我回村搞侦察，大家见我没吃的，这家塞给我几个鸡蛋，那家揣给我几个红薯，可谁问我要过钱啊！敌人进村了，又是乡亲们给了我保护。今天，大家有困难，我手里有一头猪，就趁机向大家捞一把，别说这样做亏心，就是这样想也不行啊！”他终于说服了大家，让全村每户人家都买了肉。一困难户和一“五保户”没来，他马上让儿媳各送去1斤肉。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邓丹明遭到不公平待遇，从1967年起，县有关部门一连停发了他7年的残废金，累计1000多元，使这位伤痕累累的老红军战士生活在困苦之中。然而，1978年，当他收到国家补发给他的1000多元的三等甲级残废金时，都将资金全部捐给国家搞建设。

　　大南村人民群众深情地说：“有这么一位老红军，是我们的福气！”

　　作者简介

　　彭东明  湖南茶陵人。系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茶陵县作协副主席、书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与人合著《历代茶陵书院》及主编《红色政权始于茶陵》和编著《千年国饮始于茶陵》《古往今来茶陵人》与专著《井冈元勋宛希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