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那些人那些事

　　编者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18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您会选择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一年中，高教界发生了太多形形色色的悲喜剧。这其中，有对高考恢复40周年的感慨，也有对学术造假行为的愤怒；有西湖大学成立时的希望，也有高校教师自杀事件背后的忧心忡忡……

　　这是失望与希望交织、欣喜与愤怒并存的一年，或许这样的情绪此前年年都会出现，但在互联网、自媒体已经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细胞的今天，这种情绪给当前以及未来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

　　本期，我们将筛选出这一年曾经带给我们各种情绪的那些人和事，让我们在这份回忆中，告别这个让我们百感交集的年份。

　　·人物篇·

　　施一公：高校不改革，我就改革高校

　　施一公曾说：“我的一生做了三件事。成家立业，帮助母校清华大学发展生命学科是其二，筹建西湖大学是第三件事，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

　　今年10月20日，他完成了第三个心愿。一所也许会被写进中国大学历史的高校——西湖大学正式成立。

　　从筹建之始，西湖大学就确立了“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立志成为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可以说，施一公做了很多高等教育改革家想做，却不敢做或没有能力去做的事。

　　为了全心全力办好西湖大学，施一公辞去了清华副校长职位，全职担任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马云曾说：“银行不改革，我们就改革银行。”有人认为施一公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马云，“高校不改革，我就改革高校”。

　　正如他在西湖大学成立大会上所说，“中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引进一流的教授队伍，还要为他们创造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软环境’”。

　　在基金会筹集社会资源的办学模式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上，施一公迈出了第一步。紧接着，以职业的行政服务、高校的科研平台乃至摒弃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致力于将西湖大学打造为学生、学者的“家园”。

　　聚光灯前，西湖大学收获了诸多掌声。承载期待的背后，更应该做到 “知行合一”，积极主动地寻求发展之道，为体制之外的办学寻求一条高水平发展之路。

　　林建华：白字风波与中国式校长卸任

　　相对于林建华卸任北京大学校长，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北大120周年校庆上，林建华“鸿浩之志”的白字风波。

　　其实，那场白字风波，林建华大可以大方一点，承认失误，而不是借“焦虑与质疑”，转移视线，反倒越描越黑。

　　而这里要说的，是林建华的中国校长式卸任。林建华的任期为3年8个月，在他之前北大有20任校长的任期在3年以内。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其中，北大、清华等8所知名学府的校长平均任期为5.9年。

　　任期如此之短，这也就难怪，时间难以冲淡白字风波的记忆，而白字风波又掩盖了其在任时的成绩。实际上，林建华任北大校长期间，在防止学术近亲繁殖、去行政化、简政放权上的工作可圈可点。

　　有人说，任期短是因为一纸行政调令，校长也无可奈可。这固然道出了行政过度干预的事实。但出于私心，一部分大学校长也希望在任期结束后，通过调整到更高的岗位上发展。当为官意识强于为学意识，这恐怕就难以安心治学。表现在追求短、平、快政绩，通过“挖人才”迅速实现科研成绩，见效慢的教育机制改革难以推行或执行不到位等。最后伤害的是教师与学生。

　　彻底改革还得从行政级别上做文章，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立一个方向，比如，鼓励校长在岗位上任职10年、20年，以此作为其升迁的重要依据。

　　沈阳：20年旧案翻出长江学者性侵

　　4月5日，一桩20年前的性侵旧案被北大 95 级学生李悠悠实名揪出。故事的男主人公为北大中文系前副主任、南京大学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

　　在李悠悠公布的文章中，揭露了北大中文系 95 级女生高岩被沈阳诱骗后施加身体和精神双重侵害后自杀的情况。

　　一时间舆论震惊。随后，沈阳供职的3所高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均作出了回应，或处理决定。

　　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发生了性侵事件，沈阳在仕途上却是顺风顺水，不仅在访学归来后成为教授，还借助南大的力量成为长江学者。

　　用如今师德不过关“一票否决”来看待这起事件，让人颇感天道不公。然而，其背后道出了高校处理性骚扰事件的痛点。取证难，是自愿还是强迫，全凭当事人一张嘴。从李悠悠的文章中，明确获知是性侵。然而，沈阳在高岩过世后，称高岩主动追求自己。由于缺少证据，久而久之，涉事者往往能够在孰是孰非的争议中脱身。

　　当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这桩案件发生在北大100周年校庆前夕，也许是为了尽快处理，仅给予沈阳行政记大过处分，有人认为量刑过轻。

　　而且对于沈阳调入南大的过程，北大及沈阳本人均未说明因师德师风接受处分，南大也未前往北大外调查档。行政上的不作为，让这名背负“桃色新闻”的教授钻了一个大空子。

　　不得不说，沈阳事件只是高校性骚扰的冰山一角。我们需要做的是，正视并积极处理之。

　　梁莹：404教授删学术不端论文“露马脚”

　　10月24日，被媒体称为404教授的梁莹“火”了。在过去几年里，以梁莹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120篇中文文献乃至硕博学位论文，应作者本人要求，陆续从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删除，再次打开相关链接，只能呈现404页面。

　　此举令人浮想联翩。随着媒体展开调查，发现梁莹存在多种学术不端问题，其中涉及15篇论文抄袭或一稿多投。有人计算过，以梁莹的发稿速度计算，平均一个月能发一两篇论文。而她也正是凭借论文高产，“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

　　这时候，后怕的梁莹开始了她疯狂的删稿行为。校方介入调查后，梁莹提出辞职，但显然南京大学并没有淡化处理此事，对于她的处分共有7条，甚至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撤销其相关人才计划称号和教师资格。

　　梁莹事件后，学界有不少人议论，打倒一个梁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恐怕还有数以百千计的“梁莹”尚未浮出水面。正如她说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这样追究下去，中国学者人人有问题”。试问在国内高校又有多少重科研、轻教学，论文粗制滥造的行为？在当前的评价机制下，这几乎是一个默认的动作。

　　那么，规范学术不端也许得换一种思路，不能仅仅依靠严苛规范、条例，还必须在评价体系上寻找根源。一些急功近利的规定要打破。比如，时限过短的考核、论文只重量不重质、科研不允许失败、教学在评职称上不受重视等。只有当制度更符合人性，人们才会选择自主地回归正途，否则404教授将不止梁莹一人。

　　贺建奎：“科学狂人”和他的“基因编辑婴儿”闹剧

　　这个年末，科学界并不太平。一则“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把已停薪留职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乃至整个中国科研界人士架在了砧板之上。

　　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让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婴儿，出生后可天然抵御艾滋病毒。这也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然而，他并没有迎来预期的掌声，相反，被质疑、谴责的口水淹没。就像122位科学家在联名谴责时所言：“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但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以及更重要的伦理问题。”

　　很多人都在追问，到底是谁给他冒险的勇气？是两位美国领路人，还是驻扎在他内心的“恶魔”？总之，这位“科学狂人”太渴望功成名就了，当然，他也的确“出名”了，并因此获评《自然》杂志年度十大科学人物。只是他赌上的是两个婴儿的未来、是人类的未来。

　　今天我们反思这一事件，更多提及的是科学伦理。在美国《贝尔蒙特报告》中，临床研究的三大伦理原则——尊重个人、公正和有利，这也成为解释所有科研伦理标准的基石。

　　科学二重性决定了科技成果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摧毁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秩序，而科学伦理的提出，就是让科研与社会实现和谐。罔顾伦理的科学实验，影响的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名誉，失去的将是整个社会对科学的信任。

　　科学家的功成名就不应当以抛弃伦理与安全为代价，否则他就与赌徒无异。

　　·事件篇·

　　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喜闻乐见，须重落实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谈到他曾经的一个预测——中国论文数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但没想到提前完成了。不过，他对此并没有显示出丝毫骄傲，反倒是一脸担忧，因为其中垃圾论文太多，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情况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则是因为高校与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

　　事实也确是如此。一直以来，在我国的人才评价机制中，无论晋升还是绩效考核，通常都会把专利、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必须承认，这一标准具有其优势与特色，但它却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并不能适用于全部人才。

　　比如，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的教师，如果能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高质量的人才，也应该得到与其贡献相适应的尊重和评价，而不应该像评价科研人员一样“数论文”。

　　但现实却是，所有人才一个标准，而且这一风气愈演愈烈。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把教书育人作为人才评价的核心内容，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评价方式多元化、科学设置人才评价周期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人才评价的方向。可以说，这一文件的出台，为刹住原有人才评价机制“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歪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要想真正将这一政策落到实处，关键还在于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与操作规范，否则实际效果有可能走向反面。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老”调重弹，仍有“新”意

　　教师队伍建设可谓老话题了，比如2012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如何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加强教师工作薄弱环节等提出具体要求。不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2月下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非但不是老调重弹，而且还颇有新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改革创新、服务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贡献背后，依然存在着教师总量不足，师资结构、待遇不合理，师德建设须跟进等问题，成为了制约兴国、兴师的瓶颈。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早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

　　而说到“新”，首先就新在突出师德，要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陈小武、梁莹等诸多教师有违师德的事件，无不提醒着大家，唯有立德，方能树人。

　　同时，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发展，使得整个教学模式产生巨大变革，这就需要教师具有创新性，改变教育模式，与时俱进。而从人才需求方面来看，则需要教师更多地跨界、多学科综合，做到博专结合。

　　不过，要想实现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还需要在落实上下功夫，比如国家层面要有相关政策支持和引导，学校层面要真正把社会责任和自身发展目标相结合以落实人才队伍建设，教师层面则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等。

　　本科转专科：严把出口关，痛心亦决心

　　自去年7月出台《普通本科生转专科管理办法（试行）》引起普遍关注后，今年10月曝出的华中科技大学将18名学分不达标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一事，再次让该校成为舆论焦点。

　　此事虽然引起少数人的质疑，但更多的则是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普遍点赞，比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就肯定道：“适度增加学生不按时毕业率是应该的，本科生有一定的淘汰率也是必然。”

　　不可否认，“‘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教育的一种现实写照，同时也饱受诟病，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则是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低下。而且，我国高校一直以来都是“严进宽出”，甚至还有“清考”制度来“保障”。因此，即使学习成绩不好，学生们也基本都能毕业，多数高校的毕业率高达90%以上，甚至95%以上。

　　反观国外，比如，美国常青藤盟校本科生淘汰率平均都超过20%；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200多名本科生，其中约25%的学生会被淘汰。如此高的淘汰率，却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出台本科转专科政策，虽然会痛心某些学生十年寒窗一朝付之东流，但能给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一记重锤，给更多学生督促和鞭策，不仅是明智之举，也恰逢其时。在当前加紧“双一流”建设之时，扭转学生“混日子混毕业”的局面，严把出口关更是必要之举。

　　只有多一些退出、转学、淘汰等机制，才能守住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随着我国高校录取率的攀升，更要扎紧毕业的口子，设置好各层次的提醒、惩戒方式。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拨开云雾，回归初心

　　今年高等教育界最重要的一件事，非6月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莫属。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978年高校在学的总规模为228万人，当时毛入学率为2.7%；2017年则达到了3779万人，毛入学率为45.7%，增长了将近20倍。

　　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却并未与高等教育规模呈正相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在本科教育上的投入并未跟上这一步伐。因此才有了时常见诸报端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质量的质疑，乃至出现“钱学森之问”。

　　当前，我国俨然是高等教育大国，但距离高等教育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以说，突破口就是加强本科教育，因为本科人才培养是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管理能力以及综合实力等各方面的集中体现。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高教界也逐渐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基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就要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而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则须在招生入口、培养过程与毕业出口三个阶段实现突破。比如，实施大类招生和培养，让学生根据兴趣选择相应专业；加强过程培养，推动课堂革命，建设质量保障体系；严格出口把关，鼓励学生深造等。

　　清理“四唯”：破除痼疾，须立新规

　　今年，我国在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上，可谓重拳不断。

　　自2月份《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后，10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清理范围包括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行业主管部门、地方相关部门。此举将几乎所有科研管理部门都覆盖，足见此次联手清理行动的决心。

　　事实上，“四唯”现象早已饱受诟病，而且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等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不良风气，不仅有害青年人员的成长，也有害整个科研领域。清华大学前博士生被撤稿事件、南京大学“长江学者”梁莹论文404事件等，都是这一现象的负面典型。

　　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子”满天飞，人才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

　　因此，清理“四唯”专项行动不仅及时，而且非常必要。但清理之后又该如何呢？

　　可以说，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给出了答案：“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

　　在新的评价体系中，“代表作评价”“标志性成果”尤为重要，不过还须进一步明确同行评议的指标体系，比如，避免单纯的同行打分，引入客观数据指标等。

　　（记者温才妃、王之康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