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60年代:政府合同型智库
二战后,在美国塑造新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有许多二战遗留问题和冷战问题需要解决,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学家相结合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因而迅速出现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这一时期很多智库是美国战时战略研究机构保留下来的,由美国政府进行资助,如1948年建立的兰德公司就是在安全领域研究和保护美国利益的公司,还有1961年成立的哈德逊研究所以及1968年成立的美国城市研究所。这些智库多依靠承接政府研究合同以获得资金来维持机构的运转,因此这一阶段的智库又称作“政府合同型智库”。由于二战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利用智库客观、无偏私的专长和见解,提出一整套比较持久、完善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智库也就成为了重要的思想输出平台。这些智库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其研究成果也特别受到政府的重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兰德公司。虽然是独立的智库,但兰德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为美国空军服务。受到兰德公司成功的激励,其他一些智库也开始为政府承包研究项目。这类智库对研究者的学术水准要求很高,主要采取直接向政府机构提交研究报告和年度报告的形式,很少向一般大众公布研究结果。
20世纪70—80年代:政府特约型智库
这一时期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折期,越战、水门事件、日本和欧盟经济的崛起、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苏争霸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智库的极大繁荣,现在美国2/3的智库是1970年代以后建立的,一半以上是1980年代建立的。智库的概念也逐渐拓展,涉及所有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和建议的组织,包括公共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等都被称为智库。1969年通过的税务改革法案限制了私人基金会的政治活动,研究机构从国防部获得资助的数量开始减少,种种情况都导致智库获得资助来源的多样性减少,促使所有智库成为更加面向营销的美国政治参与者。其中,主要代表有1962年海军上将伯克和阿布希尔资助成立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1973年创立的保守主义的传统基金会,1977年建立的卡托研究所。这一时期的智库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其研究结果更多地是通过媒体上讨论或报刊上政策短评和政策建议来呈现的。这个时期是美国保守派智库备受重用的时代,智库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保守主义智库对里根经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有一些智库积极参与议会通过的各类法案,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这些智库呈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党派色彩,其首要目标是推销政治主张,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其思想,从而帮助自己的政党获取政治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样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有些智库致力于研究前任总统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被称为遗产继承型智库,如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卡特中心等。同时,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开始出现,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组建,专门为美国总统候选人量身定造,提供系统的新观念、新政策、新口号,其中的代表是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这些智库的研究人员会为两党的候选人制定一整套的内外政策,不但为候选人打造形象,而且还打造政策,它们也属于倡导型智库。这一时期美国智库的另一个特点是走向全球化,很多智库都加强了国际交流,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和影响网络,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也设有办公室,力图通过本土化的研究,影响中国公众和决策者。这些组织生成了新的智库网络,以帮助制定和评估政策方针,成为联系各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民间社会团体的纽带。智库也更加注重与民众的联系,通过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和公开发表大量出版物来影响公众和决策者